作者:佚名       来源于:中国收藏证书查询网

  收藏家的作伪,在历史上并不少见。有的是为了进献,比如《清明上河图》与严嵩的故事;有的是为了获利,比如近代谭敬集团的造假。此类赝品一旦制成,总是即刻出手。台北本是被《石渠宝笈续编》收录的。也就是说,该卷入宫的时间不会早于乾隆九年(1744 年)。此时上距高士奇卒年已经超过 30 年。台北本系高士奇作伪进赝的推论难以成立。

  至于新发现的王鸿绪诗题“澹人摹董画和东坡歌行相赠”,只是高士奇摹本曾经存世的佐证,且这个摹本为王鸿绪所藏,并不构成高士奇进赝的证据。

  事实上,台北本的藏印疑点提示了另一种可能性,即乾隆年间书画商伪造高士奇印记以求牟利。以真迹配伪跋,或者以伪迹配真跋,乃是古代书画作伪的常见伎俩。限于篇幅,仅举一例为证。台北故宫博物院有一件明杜琼《南湖草堂图轴》,两侧褾绫各有一则题跋。一侧署康熙甲戌六月北平孙承泽款;另一侧的落款为竹窗高士奇,下钤“士”“奇”连珠印和“高詹事”白文印,文曰:

  余友退翁,多蓄古帖名绘,所制《庚子销夏记》传世。此帧为鹿冠道人作,暇日出示评赏,细玩跋语,甚有慕于渊孝之为人,不徒叹羡笔墨,可谓好古之深者。案头适缾荷作供,轩牖清凉,观花读画,恍对古君子也。

  康熙甲戌为1694年,孙承泽早已去世。而孙承泽生前与高士奇并无交往。这两则拙劣的题跋显然出自奸商手笔。有意思的是,这件作品不仅为《石渠宝笈续编》著录,而且与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都藏于重华宫。

  此前,多位学者认为台北本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笔墨并非董其昌所绘。如今以鉴藏印记作为证,当可说明台北本乃是另配而成,并非王鸿绪、高士奇递藏的原物。

  四、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散出高家的线索

  今台北本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后幅有两则高士奇题跋。在题跋前钤盖了一枚“华原草堂”白文印。这是一枚罕用的藏印,此前归于高士奇。《文征明桃园问津图》(今藏辽宁省博物馆)有此印;还有一枚文字相同的朱文葫芦印见于《张渥竹西草堂》(今藏辽宁省博物馆)。除此之外,尚未发现其他高士奇藏品有此印记。值得注意的是,这两件画作都有高士奇孙女婿张照的题跋。摘引如下:

  (《文征明桃园问津图》)康熙癸巳五月,张照观。

  (《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》)余叔家藏唐六如先生归去来辞图。笔意萧爽,无人间烟火气。康熙癸巳仲夏,砺山舅出示此卷,觉六如卷逊一筹矣。靖节高风,披图想象,宛在今日。往余有绝句云:

  百花老去红辞树,众草新浓绿满床。

  只有渊明诗一卷,引人清梦到羲皇。

  今观此画意,亦不在无怀葛天后也。董思翁当炎暑便染翰写雪赋,谓顿令心地清凉。

  余谓此卷极合在京洛尘坌中观。

  砺山舅指的是张照妻弟——高士奇的长房长孙高岱。

  康熙癸巳(1713 年)三月,是康熙皇帝六十寿辰。清廷在北京举办了规模空前的庆祝活动。高士奇长子高舆率领三百余名江浙耆老抵京祝寿,其子高岱和大批高士奇旧藏书画随行入京。高舆忙于事务,书画交由年仅 16 岁的高岱管理。姐夫与他共赏书画之外,还有外人慕名而来。王澍(1668-1743)曾在家书中谈及当日见闻,其札曰:

  ……江村所藏董迹凡百余种,皆得见之,以《舞鹤赋》、《兰亭诗》及《千文》为最。……比于江村家见汉铜印二十小柜,计三千方,已印得谱,借隔远无由相共,想闻之亦当艳羡也。……

  涉世未深的高岱并没有意识到,书画藏品是不能轻易示人的。他很快遇到了一次挫折。《潘氏三松堂书画记》有一段癸巳五月高岱题跋,文曰:

  (《董文敏临各体书卷》)此卷于北京偶借人观,为彼割去董书一段,又去先大父文恪公跋一段,不胜愤愤。今查董迹共七接,连硬接在内计字一千二百八十二字,特记于此,以防后患也。

  显然,被截去的董其昌书法和高士奇跋文拼成了一件崭新的书画商品。话说,台北本后幅除了“华原草堂”印记之外,未见其他高岱印记。而《文征明桃园问津图》和《何澄画陶潜归去来辞张仲寿书》都有高岱的名章。此外,高岱递藏的董其昌书画在《明董文敏真迹》中皆有注释,而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却在此册中没有注释。这意味着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很可能自康熙五十二年以后不在高家了。

  有意思的是,《潘氏三松堂书画记》出自潘奕隽(1740—1830),而上博本《董其昌烟江叠嶂图》最早的一枚藏印正是出自此人。

  五、关于高士奇摹本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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